最高法前不久審議并原則通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解釋”）。據了解，“兩高解釋”自2013年6月19日施行以來，浙江省在各級環保、公安、檢察、法院等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案件辦理數量大幅度提高，案件辦理質量有效提升，一批大案要案得到查辦。

　　截至2016年10月，全省刑事拘留占全國46.79%，向公安部門移送違法犯罪案件占全國40.17%。

　　截至2016年11月，全省向公安部門移交環境違法犯罪案件3752件，其中行政拘留2018人，刑事拘留3426人，有力震懾了違法排污者。

　　與此同時，全省環境質量持續好轉。

　　2015年，全省221個地表水省控斷面中，Ⅰ-Ⅲ類占72.9%，比2010年上升11.8%；劣Ⅴ類斷面占6.8%，比2010年下降9.9%；縣級以上集中式飲用水原地水質達標率為89.4%，比2010年上升1.2%。設區市日空氣質量達標天數比例平均78.2%，PM2.5平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23%，灰霾發生頻率明顯下降。核與輻射安全得到切實保障。生態文明水平持續提高。

　　“行刑銜接”，歷史有基礎

　　嚴峻的環境形勢需要增強執法剛性

　　前些年，隨著浙江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推進和環境污染綜合整治力度的持續加大，各類突出環境違法現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由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帶來的資源環境壓力持續加大，一些社會反響強烈的突出環境問題尚未根本解決，一些新的環境問題又逐漸顯現。

　　2011年以來，浙江曾接連發生多起血鉛超標、飲用水水源污染以及因環境污染引發的涉穩事件等，給和諧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違法成本過低、環境執法過軟等現象亟待改變。

　　沉重的監管壓力需要突破傳統管理模式

　　浙江僅2400余名環境監察人員，每年面對數十萬計的工業、三產和建筑工地，承擔近10萬件的信訪調處，征收近10億元的排污費，辦理1萬余件的行政處罰案件，還要處理環境應急事件等工作，執法人員嚴重不足。

　　“兩高解釋”施行以后，又增加了行刑銜接工作，但執法人員未明顯增加，監管任務越來越繁重，執法壓力越來越大。盡管在如此高壓的執法態勢下，環境違法行為仍時有發生。依靠單一的行政手段，環保部門單打獨斗的方式再也無法滿足環境監管工作的需要了。

　　良好的合作基礎締造部門協作格局

　　近幾年來，浙江環保部門與司法機關在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方面一直保持著較為緊密的銜接和合作。

　　2010年8月，浙江省環保廳與省檢察院印發了《關于積極運用民事行政檢察職能加強環境保護的意見》，兩家探索建立長效協作機制，從6方面推進生態環保工作。

　　2011年，省法院出臺《關于加強環保行政案件審理和執行工作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通知》，與省環保廳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環保行政訴訟應訴工作和非訴行政案件強制執行工作的通知》互為附件下發各自系統，力求解決非訴案件強制執行難題，破解執法難最后環節。

　　2012年4月，省環保廳、省公安廳印發了《關于建立環保公安環境執法聯動協作機制的意見》，從省級層面正式建立環保、公安環境執法聯動協作工作機制。

　　與司法機關一向濃厚的協作氛圍，為“兩高解釋”合力實施奠定了扎實的基礎。2015年新環保法的施行，助推了四部門協作機制的深度運行。

　　公檢法配合，現實有沉淀

　　設立聯絡機構

　　2012年6月，浙江省政府組織召開全省環保公安環境執法聯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時任省委常委、省公安廳廳長劉力偉，時任省政府副省長陳加元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為省公安廳駐省環保廳工作聯絡室授牌。

　　目前，浙江所有設區市、縣（市、區）基本實現環保公安聯絡室（或警務室）的全覆蓋，省、市、縣、鄉的四級“河道警長”已基本配置到位。此外，杭州、寧波、溫州、湖州、嘉興、紹興等地公安局以及浦江、桐廬、海寧等縣級公安局成立了打擊環境犯罪的專門機構。

　　紹興市公安局治安支隊專門設立環境執法大隊，作為市公安局派駐市環保局的環境執法機構，派出2名民警、3名協警開展環境執法；柯橋區設立環保警務室，區政府下撥30萬元專項經費，配備1輛警務車，3名公安民警常駐環保警務室。

　　建立協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