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生產、建工廠，明令禁止卻屢禁不止。長江邊一個國家級江豚保護區面臨“內憂外患”，保護區面積從規劃的7萬畝縮減至3萬多畝，成為長江生態保護之困的一個縮影。

　　保護之困：“規劃的7萬畝萎縮至3萬多畝”

　　順利的話，湖北長江天鵝洲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16年將增加9名江豚新成員，累計總數將接近70頭。然而，2010年左右，這個保護區內的江豚年增數量僅為2－3頭。

　　保護區位于湖北石首市境內、在九曲荊江的上游，是目前長江中游唯一的自然保護和遷地保護結合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護區內21公里的長江故道成為江豚自然生息的寶地。

　　但是，記者走訪了解到，隨著沿江開發的力度加大，執法力度和措施的不足，使得江豚生存的大環境仍在惡化，保護區的建設發展和運行也面臨各種“掣肘”。

　　一方面，長江排污仍然嚴峻，保護區內污染不止。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首席科學家危起偉介紹，他曾在長江中游一江段多個調查，沿岸城市和工廠像長江直排污水，現在得到一定治理，建起了污水處理廠，但是效果仍然不樂觀。“而沿岸工礦企業的排污口報的一兩處，但實際上大幾百處。”

　　來自長江水利委員會的最新監測數據顯示，廢污水量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從2005年的296.4億噸增加到2014年的338.8億噸，共增加42.4億噸，總增幅14.3%。

　　記者了解到，石首市和監利縣與保護區臨近的幾個鄉鎮農民生活生產用水都是從保護區的長江故道里取，但同時污水排放也向保護區的故道里排。

　　天鵝洲國家級保護區副主任張振華說，保護區的水質不如長江干流的水質，好的地方三類水質，差的地方四類，甚至五類水質都有。

　　另一方面，“三區”形同虛設，面積不斷萎縮。根據我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在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緩沖區、實驗區”，禁止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其中核心區禁止人類活動。危起偉、張振華等介紹，且不說緩沖區和實驗區了，連核心區的生產經營活動也是司空見慣。

　　在天鵝洲保護區內，長江邊很多灘涂都成了“良田”，一年四季都有農業生產。張振華說，保護區是開放式，盡管明令禁止在里面種地，但是附近農民常年搞農業生產，禁令形同虛設，農業面源污染有增無減。

　　張振華無可奈何地說：“保護區的面積規劃的接近7萬畝，但實際上萎縮到3萬多畝。這些年來，灘涂不斷地被農業生產蠶食。”

　　除了農業生產，一些地方工業項目也“闖”入保護區。2014年，天鵝洲所在的石首市在保護區的實驗區內開工建設一座農產品加工廠。打地基開建了，我們才知道這個事，跟地方政府協商無果，最后通過向省環保部門舉報申訴，才得以拆掉這個工廠。”張振華說。

　　管理之困：“水漲到哪，我們管到哪”

　　大環境、外部環境掣肘保護區發展的同時，保護區內部發展運行的小環境也是困境重重。首先是專業人員數量不足和基礎設施落后。

　　據了解，天鵝洲保護區的面積不小，但真正的專業技術人員只有2名，外巡護、監測、內管理等人手常常捉襟見肘。另外，保護區的基礎設施也面臨不足。天鵝洲雖是國家級保護區，但是監控設施至今沒有建設到位，監控防護基本靠“腳跑眼看”。

　　其次，地位弱勢，管理變成了“水到哪，管到哪”的局面。據調查，前些年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常常沖突，保護區與地方政府之間溝通協調存在困難。

　　張振華坦言：“維護生態是給人類做貢獻，沒有給地方做貢獻，反而還產生漁民轉產等矛盾，限制地方政府工業項目落地等等，一定程度上得不到地方的支持與配合。”

　　由于規劃保護涉及漁民轉產轉業，按照當初的政策，漁民安置是地方政府的職責和任務，但是轉產上岸的漁民年年都到保護區門前鬧事。“攔車、鎖門都有，地方政府安置不力，最后麻煩事就落在保護區頭上。”

　　第三，保護區的水量，保護區沒有發言權。天鵝洲保護區在1998年前是與長江連通的，1998年大洪水后，故道的上游修建起了堤防，阻斷了長江水，使得保護區成了死水，只能依靠下游的天鵝洲閘排水或者從長江引水。

　　“但是保護區至關重要的泵站管轄權在地方水利部門手里，每次都是我們去求他們放水、抽水。”張振華說，保護區的需求并不是水利部門首要考量的因素，他們要考慮地方政府和農民的利益。如果放水，就會淹掉一些農民的違法占用的灘涂，如果抽水可能造成農民取水困難，所以每次協調保護區的水量都大費周章。

　　破解之道：加快經濟轉型，加大執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