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核安全領域的根本法——《核安全法》于2018年1月1日起實施。《核安全法》通過設立嚴格的標準、制定嚴密的制度，實行嚴格的監管，并對違法行為實施嚴厲的處罰，對保障核事業安全可持續發展、捍衛國家安全、維護公眾權益、推動核電“走出去”，具有重要作用。本版從今日起特刊發《核安全法》解讀系列文章，以饗讀者。

　　“核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乎核能事業的健康發展、從業人員和公眾健康與安全、環境安全和社會穩定”

　　我國核工業快速發展，目前已經成為在運核電機組數全球第四（36臺）、在建核電機組數（20臺）全球第一的核電大國。根據《“十三五”核工業發展規劃》，到 2020 年我國將躍居世界第二大核電國家，核電運行和在建裝機將達到8800萬千瓦。

　　發展核能不僅有利于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應對環境污染與氣候變化問題，還將促進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然而，快速發展核能的同時，也應充分考慮其潛在的風險，尤其是核事故或輻射事故產生的電離輻射對人體健康和環境的影響。因此，開發利用核能必須建立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

　　可以說，核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乎核能事業的健康發展、從業人員公眾健康與安全、環境安全和社會穩定。從事核事業必須遵循確保安全的方針。2018年開始實施的《核安全法》對核設施、核材料及相關放射性廢物采取充分的預防、保護、緩解和監管等安全措施，防止由于技術原因、人為原因或者自然災害造成核事故，最大限度減輕核事故情況下的放射性后果。

　　一直以來，國際社會和各國都非常重視通過立法來保障核安全：《核安全公約》、《乏燃料與放射性廢物管理安全聯合公約》、國際原子能機構制定的《基本安全原則》都要求國家要建立核安全立法與監管框架；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專門制定了核安全法；福島核事故后，韓國、日本、印度等國家紛紛通過立法完善本國的核安全法律制度。

　　除了已頒布的《核安全法》外，我國在2003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放污法》），《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也一直在積極推進中。《核安全法》與這兩部法的關系是公眾關注的問題之一。這3部法律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重疊，但不能有遺漏，并不影響各自的立法地位。調整的范圍、深度和角度都會有所不同。按照目前的規劃，這3部法律可以構成我國核技術利用的基本法律體系。

　　《放污法》重點關注環境安全，從環境的角度對核與輻射活動提出要求，主要的規范對象是放射源和放射性廢物，也涉及一些核設施安全的基本要求。

　　《核安全法》重點是核設施的建造質量和運行安全，防止大規模的放射性釋放，同時也對目前公眾關注的放射性廢物和乏燃料的安全做出規定，規范了放射性廢物處置的要求，彌補《放污法》中的不足。

　　《原子能法》應該是一部促進法，涉及的范圍應該更廣，重點是如何促進核能及核技術的發展，應該包括發展規劃、布局、速度、資源、技術路線、能力建設、科研，進出口，核不擴散、人才培養等，當然也應該包括核安全。可以看出，《原子能法》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就不可能寫得很細，只能提出一些基本原則。

　　“最終目標是希望核技術能造福人類，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核安全法》第一條明確了立法目的。在立法目的中列出了一系列目標：“為了保障核安全，預防與應對核事故，安全利用核能，保護公眾和從業人員的安全與健康，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

　　此條描述了從直接目標到最終目標的遞進式關系。首先，《核安全法》的直接目標就是保證核設施的安全運行，預防事故的發生并在事故情況時緩解事故或減輕放射性后果。在此基礎上，才能達到保護公眾和從業人員的安全與健康、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最終目標是希望核技術能造福人類，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這里用“可持續發展”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可持續”包含著安全性、經濟性，這是核技術的兩個基本屬性，離開任何一個都不可持續。同時，“可持續”還意味著要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額外增加后代人發展的負擔。二是社會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核技術，發展核電是國家整體安全戰略要求，也是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安全的最終目標是保障核電的健康發展，不要因為安全問題斷送了核電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