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著讓全村人不僅有飯吃、有活干，還要有一定財富的初衷，張天任帶領新川村民們甩開膀子合伙干起了電池廠。

　　這一干就是32年。

　　讓張天任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近13年間長興鉛蓄電池產業所經歷的兩次變革。后來，一直被長興人驕傲地稱之為兩輪“轉型升級之路”。一次發生在2005年，另一次是在2011年。

　　這兩次轉型升級徹底改變了長興原有的電池產業格局。

　　從最初的175家到61家，再到最后的16家，長興鉛蓄電池企業在一輪輪“洗牌”中大幅減少，整個產業卻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實現了產值增長超13倍，天能、超威兩大集團成為千億級龍頭企業，引領整個行業發展。

　　彼時，張天任不僅是執掌天能集團的董事長，亦是浙江省蓄電池行業協會會長。在他看來，關停“低、小、散”污染企業，同時進行收購、兼并和整合，最終讓長興電池產業重獲了新生，并促使環保和經濟獲得雙贏，“這條路子是走對了”。

　　從創業伊始的簡單初衷，到產業“洗牌”后“既要有錢花，更要有好的環境”，這其中的轉變，張天任深知意味著什么。

　　當記者在人群面前問他，天能當年面臨怎樣的“轉型之痛”、考慮最多的是什么時，他的回答有一種算長遠賬、算大賬的智慧：“做企業有長遠眼光，就不會計較眼前得失，而會考慮的更全面、更長遠。盡管我們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了很多難題，很痛苦，面臨各種阻力，但我們相信這條路是對的，并堅定地走下去，動力就源于此。”

　　“如果當時不下決心淘汰落后裝備和工藝，不創新技術，我們不可能走到今天。”張天任說。

　　浙江湖州市長興縣現在被譽為“中國電池產業之都”，但誰能想象就在幾年前，電池產業曾給其環境造成的傷痛，長興也因此爆發了轟動全國的“血鉛事件”，離此不遠的德清縣，亦是如此。一時間，整個行業被推至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

　　而此后掀起的環保整治風暴，又使長興在痛定思痛之后面臨著另一場“陣痛”和博弈。

　　兩輪“洗牌”

　　從企業總數175家減至16家，從總產值17.31億元升至246.32億元，從“全國重金屬污染防控區”到“重金屬污染防治示范區”，這是兩輪“洗牌”給長興電池產業帶來的變化。

　　而此前很長一段時期，長興產業結構先天不足，偏高能耗、高污染，“低、小、散”產業布局嚴重阻礙了長興經濟健康發展。除了小蓄電池廠外，長興縣還有小石粉廠、小化工廠、小皮革廠等，雜亂分布于各個角落。

　　可以想象，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200家鉛蓄電池廠分散生產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張天任說，當時很多企業是手工作坊式的，既無營業執照，也無環保設施，可以說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

　　這里電池產業最早興起于改革開放初期。張天任告訴記者，當時農村有大量富余勞動力，他和村民集資創辦了天能，那時每人投資500元到800元，這在80年代的農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時，當地電池生產幾乎無任何環保措施。張天任坦言，剛進這個行業第一天就目睹了電池生產對環境的污染。“酸水、廢水排放就是挖兩個坑，一個坑里放上石灰，把酸性中和一下，再淌到另一個坑自然滲透掉，鉛污泥在坑里沉淀，就是這么簡單的環保。”

　　此后的十多年間，全國多地相繼爆發“血鉛事件”，長興也深陷其中，當地居民鉛中毒、莊稼鉛超標，地下水也被污染，整個村子被迫買水喝。

　　這種困局在兩次轉型升級后才得以扭轉。2005年首輪整治，175家鉛蓄電池廠銳減至61家，企業技術裝備由手工轉向半自動化；2011年第二輪整治，企業再次兼并重組減至30家。現在實際在產16家，全集聚在工業園區。長興鉛蓄電池產業的瘋長格局就此終結。

　　轉型陣痛：一場“利益博弈”

　　張天任深感轉型升級帶來的陣痛和紅利。

　　在天能集團辦公樓一間會議室里，他告訴記者，這是一場“利益博弈”，必須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當長興全縣正大刀闊斧進行首輪電池行業整治時，天能迎來了轉型的關鍵時期，這次轉型讓張天任記憶猶新。他沒有率領公司完成類似“蛇吞象”式的驚人收購，他所引領的是一場電池行業的自救。

　　在“洗牌”中，天能、超威兩家企業兼并了當地大大小小數十家傳統電池廠，這讓此后的天能、超威獲益匪淺。2007年，天能集團旗下天能動力（00819.HK）以“中國動力電池第一股”在香港主板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