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 是我國“十三五”時期的發展主線。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在經濟新常態下，發揮政策的導向作用，強化環境保護，有利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綠色發展。

　　改革政績考核制度　避免政府過度干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點目標就是去產能。筆者認為，產能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過度干預。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考核機制，鼓勵地方政府增加那些能夠更容易創造GDP或工業產值的項目和產業，造成很多地方存在大量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形成惡性競爭，使過剩產能擴張愈演愈烈。

　　針對以上問題，一方面，要改革政績考核制度。GDP是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核心指標，通過GDP可以反映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變化情況，為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宏觀經濟政策和對外交往方針政策提供重要依據。過去的GDP核算體系沒有將資源耗減成本、環境退化成本、生態破壞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從GDP總值中予以扣除，不能真實、全面地反映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2013年12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發文規定不能僅僅把GDP作為考核政績的主要指標。因此，應改進政績考核制度，實行差別化考核。建議根據主體功能區劃或生態功能區劃，對于生態調節功能區或以生態用地為主的區域，突出考核生態環境保護。GDP作為參考考核指標或只作為統計指標，不再進行考核。要推進綠色GDP核算，建立一系列資源環境核算體系（環境成本核算，容量、環境承載能力核算，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以及資源循環利用核算等），建立起一套科學、完整、數據與標準能夠對接的環境統計指標體系。通過推進綠色GDP核算，改革政績考核內容，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綠色航道中運行。

　　另一方面，要完善相關責任制度。要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建設，健全反映資源消耗、環境損害和生態效益的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要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并在此基礎上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完善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要實行地方黨委和政府領導成員生態文明建設一崗雙責制，進一步推進國家環境保護督察制度。

　　完善環境經濟政策　發揮市場的作用

　　環境經濟政策是基于市場的一系列政策手段的統稱，是從經濟領域采取措施或利用經濟手段調節人們的行為，產生有利于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效果的政策，對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發揮多層面、多方位的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要增加市場化制度供給，而不是政府干預的供給。因此，要完善環境經濟政策，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一是強化環境規劃導向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創新發展動力，激活經濟發展。只要是發展，就涉及規模、結構、布局、時序等問題。因此，要加強環境規劃及相關體系研究，使其在綜合決策中既可以獨立體現自身規劃特色，又能有機融入“多規合一”，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期待的發展提供科學平臺。

　　二是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生態補償是涉及社會利益調整的一種制度創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這個市場應當是體現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的市場，能夠實現公平交易的市場。因此，需要完善生態補償機制。通過生態補償機制，實現森林、草原、濕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點領域和禁止開發區域、重點生態功能區等重要區域生態保護補償全覆蓋，協調跨行政區流域上下游地區保護與發展的關系，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一個公平、健康的發展環境。

　　三是構建綠色金融體系。金融體制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業作為服務于實體經濟的主要動力，可通過投融資體制改革，通過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借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業發展之機，建立綠色金融體系。具體包括推廣綠色信貸、建立環境保險制度、發展綠色股票指數、建立綠色債券市場及綠色發展基金等。通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引導和激勵更多社會資本投入綠色產業。

　　四是開征環境保護稅。稅收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加強與環境保護有關的稅費體制改革研究，通過環境保護課稅降低資源的消耗速度，促進生產和消費可持續。同時，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為保護環境提供資金支持。開征環境稅與供給側改革要求的減稅不矛盾，可以倒逼企業實現轉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