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全國環境互聯網會議9月8日在福建省廈門市召開。在當今社會輿論格局、信息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革的背景下，互聯網、大數據在提升環境管理水平、促進環境保護社會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來自地方環保部門的領導、科研院所的專家、環境政務新媒體代表及環保社會組織負責人等就“如何推動形成新媒體時代的環境共治”以及“大數據時代，如何實現環境輿論引導與權威發聲”主題展開了探討。本版今日特摘登部分精彩發言，以饗讀者。

　　主持人：

　　中國環境報社副社長 陳廷榔

　　中國傳媒大學環境與健康研究所所長 杜少中

　　環保領域社會共治的重點是什么？

　　■做好輿論的引導和公眾的預期管理。

　　主持人：要實現環境共治，前提條件是什么？

　　張伯駒：實現環境共治，有3個方面必須特別重視。

　　首先，要有整體的公共政策框架。之前，國家相關的環境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和標準非常多，但是很多環境問題沒法有效解決。有時候法出多門，不同的法律法規及規章之間存在不匹配的現象。此外，可能有一些法條非常好，但是難以落實，因為需要不同的部門共同來做。

　　例如，《清潔生產促進法》這部法律有一些非常先進的條款，涉及循環資金等制度。但是為什么現在還不能真正落實？我們注意到立法主推的部門和落實的部門是不一樣的。希望法律和配套條款以及地方相關政策能夠變得更加緊湊，都有一個目標導向。

　　這也是環保社會組織工作的重要方向。社會組織的工作成果應該落實到公共政策的制訂，但是政策制訂出來后并不是結束。社會組織一個特別重要的作用，就是推動這些公共政策真正落實到具體的行政行為，社區以及公眾的認知、接受和參與過程之中。

　　第二，環境保護是利益的博弈，博弈中有非常多元的參與主體。在環境有關的決策過程中，我們認為當前公眾的參與度不太高，一些利益主體的聲音過大，有一些則過小。希望未來所有的相關利益主體，不僅有直接利益主體，還有非直接利益主體，都能參與進來。

　　我國的風險管理體系中，風險評價機制建立得較晚。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說，建立風險評價機制更貼近群眾的需求。很多志愿者都是在一線的環保行動者。將這些一線的工作經驗，還有公眾社區的信任，轉化成環境決策博弈中多元參與的橋梁，這對社會組織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也是使命所在。不同的社會主體參與決策，才能讓決策更加透明、更加公開，而且更具有理性。

　　第三，環境治理和多元共治有一個大前提，就是各方怎么看待環境保護的目標，怎么看待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這涉及到對環境治理和管理前瞻性的考量。每個人對環境保護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有些人可能會考慮3年、5年以后的問題，一些學者可能考慮30年以后的問題。如果沒有前瞻性，很多時候大家說一樣的話，但做不一樣的事，就達不到多元共治的目標。促進各方達成共識，這也是環保社會組織特別重要的工作方向。

　　總之，要實現環境多元共治，一，要進一步加強環境立法的體系性和有效性。二，在整個環境利益博弈過程中要多元參與，而且要有效發聲。三，對整個環境治理和環境管理目標的前瞻性要形成盡可能多的共識。對此，各方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對于環保社會組織來說，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無論是資源、人力還是能力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升級。

　　主持人：政府和環保部門要推動環境共治，應發揮什么作用？

　　孫玉龍：新媒體時代的環境共治是一個新的話題，也是今后社會治理的方向性問題。作為政府部門，應該如何面對這種新的發展形勢要求，這不僅是環保部門，也是國家各相關部門所要面對的共同課題。

　　政府職能轉變和思想作風轉變的成果決定了我們對新知識、新信息的接受能力。在轉型過程當中，面對新的要求，政府轉型的快與慢、節奏的吻合與不吻合，都直接作用于社會各層面。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待轉型中傳統和現代的關系，對此要有一個足夠清晰的認識。

　　政府的管理轉變與多元目標追求，是形成共治機制的一個主要因素。同時，多元職能的發揮也是現在公眾所需求的。甘肅屬于西部內陸地區，經濟欠發達，但是對國家的貢獻很突出。建國以后很多石化企業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改革開放以后，這些企業的職能，包括經濟結構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落后產能、落后經濟結構的存在，必然會有落后的環保技術，那么，我們應該怎么樣去客觀看待這一問題。